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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笑眯眯地问眼前这位身着军装的余秋里

“1958年2月3日，下午三点，你今年多大？”毛主席靠在沙发扶手上，笑眯眯地问眼前这位身着军装的余秋里。听见“43岁”三个字，他摆手：“儿童团嘛，嫩点不要紧，锻炼！”一句玩笑，把紧张气氛冲得无影无踪。

那是建国第九个年头。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收尾，钢铁超额完成，化肥也跑赢指标，唯独石油挂了红灯——年产不过300万吨，缺口巨大，锅炉烧柴火已成常态。毛主席心里急：“油不够，工业就喘不上气。”他和周总理、彭德怀商量，要从军队抽一名年轻将领来“破局”。条件只有三个：能吃苦、能聚人、敢拍板。

彭德怀点名余秋里。这个江西小个子打过长征、整过后勤，抗美援朝时管过弹药米袋，也管过医院手术刀。周总理同意后，按惯例先打招呼。“中央看上你了，准备接李聚奎的班。”余秋里愣住，憋出一句：“我没摸过钻机，怕误事。”话虽谦逊，却难掩血性。几天后，颐年堂那场对话敲定了人事命令。毛主席补了一刀玩笑：“部长以上干部调动，不叫转业；真要转业，还得给你发笔钱呢！”一句轻松收尾，余秋里只能笑着敬礼：“服从组织。”

3月1日，新部长拎着一个帆布挎包走进石油工业部。他没要独立办公室，让人把椅子搬到李聚奎对面，同用一张旧桌子。开会，他不插嘴，只做笔记；晚上，把白天听不懂的地质术语抄在小本子里，拉着专家到家里“加班开小灶”。十来天，楼道里便传出两种声音：一种夸他肯学，另一种嘀咕——“老革命能打仗，干工业恐怕外行。”

第一次干部大会正好撞上这种杂音。会场人声嘈杂，女同志打毛线，小伙子低头写信。余秋里按捺住火气，温言讲话收场，掌声稀稀拉拉。半个月后，他再度点名开会。前半场仍是云淡风轻，突然一拍桌子，麦克风砰然作响：“有人说我不懂石油，李聚奎也不懂。可我问一句——你懂没有？骄傲不是本事！”短短几句，场内静得只剩呼吸声。接着他抛出两条原则：天然油为主、人造油为辅；勘探布局先选择一个突破口，必须打开新局面。会后机关传话：“新部长发了火，像个炮筒子。”

炮筒子很快对准了作风散漫。教育司写给外交部的公函，把“外交”误写成“郊交”。余秋里拎着信封在会上甩了半圈：“这是谁批的？”副司长顾德勤起身，脸涨得通红。余秋里严词批评：“凡机关干部出问题，先问领导。”震慑之余，也立规矩。

制度立住，方向更要准。西南找油的好消息没撑几个月便落空，油井喷几天就哑火。1959年底，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，余秋里汇报时低声说：“产量不理想。”毛主席却拍拍椅背：“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中国这么大，总有油。”离沪返京，他立刻求教李四光。地震勘测图摊开，李四光指向松辽平原几个圈圈：“杏树岗、萨尔图、喇嘛甸子，下边可能有大油。”余秋里听完，连叼香烟的动作都轻快起来，当即决定把赌注压到东北。

1960年初，松辽石油勘探局挂牌。副部长康世恩坐镇前线，提出“提前完井试油”，苏联专家坚决反对。电话线那头，康世恩只问：“拍板吗？”余秋里盯着办公室墙上那张全国油气分布图，沉默一夜，次日清晨回电：“按你方案。”9月26日，萨尔图原油喷出棕褐色“火龙”，大庆油田露出真容。事后专家复盘：若按苏联流程，油层可能被泥浆压死，发现至少推迟两年。

油找到了，人手却不够。全国石油工人不到四万人，大庆开发至少要翻倍。余秋里想起旧战友，飞去广州请示中央，很快批复三万名退伍官兵归属石油部。3月初，大会战队伍浩浩荡荡抵达萨尔图。寒风零下三十度，树梢结冰。食堂里高粱米冻成疙瘩，干部战士依然挥铁锹、抬管线。“实践论”“矛盾论”学习班每天一小时，余秋里自己站讲台，有时嗓子哑得发不出声，工人递茶，他摆手：“继续。”

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。指挥部搭在旧奶牛棚，夜里雨水顺着瓦缝滴到床铺，余秋里被浇醒，拍拍水盆打趣：“这点小雨，跟长征比算什么！”有人饿得直不起腰，他拎着勺子跑厨房：“伙食先抓好。”遇到技术难题，他干脆蹲井口陪班。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那幕，正是他在场。“向铁人学习，人人争做铁人！”口号经话筒传遍荒原，极大提振士气。

1000多个日夜，700多口采油井拔地而起，1964年原油产量达800万吨，新中国“贫油国”帽子被扔进历史垃圾堆。国务院工作报告里，周总理声音铿锵：“中国人民用‘洋油’的时代结束了！”这一刻，余秋里坐在人民大会堂后排，轻轻抿了口白开水，脸上没太多表情，只把笔记本合上——上面写着三个字：任务完。